在这里，我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的事实，也是可能被一般人误解了的事实。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猜测，周总理为什么就没有亲生子女呢？关于这个问题，一般的回答是邓妈妈可能身体不太好，不太适合要孩子。按照周总理自己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多人民，都可以是他的亲人。然而，这些解释好象都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一方面，对于周总理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来说，如果需要生育子女，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人再多，也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血脉。况且，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位领袖人物真正把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子女划上等号的。

           那么，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周总理愿意冒对列祖列宗之大不孝的罪名而毅然放弃养育后代的责任和权利呢。

           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再结合周总理本人的特殊身份，也许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在中国，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任何一位伟大领袖身后所留下的巨大政治遗产，无一不被继承和利用。周总理也许是站在历史的前沿，本着为国家和人民极度负责的态度，才不愿把自己身后的巨大光环留给自己的后人。一方面，也算是对自己的子女负责，如果自己的子女因为继承自己的政治遗产而不得不卷入各种政治是非，对其子女来说，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再者，自古江山，人才辈出，不管是治世还是乱世，都自有英雄横空出世，执掌乾坤。中国当时和随后的历史也许正好又验证了这一点。

         说到这里，我想周总理应该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为了对国家、人民和历史负责，才放弃了养育子女，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周总理究竟有多么的伟大……

    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们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希望拥有更多的智慧，而缺乏财富的人却希望能够实现从智慧到财富的顺利转化。但事实上，智慧和财富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如果你聪明，你为什么不富有？”和“淡泊明志，宁静至远。”这两种说法一样。

    智慧和财富的复杂关系一般都表现为正相关和负相关两种，即越智慧拥有财富越多和越智慧拥有财富越少两种关系，其中最极端的两种表现就是成正比或反比关系。而在现实的具体情况下两者的关系一般由以下四个维度同时决定。

        一、 智慧资源和物质财富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当个人、组织或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智慧资源相对稀缺，而物质财富相对丰富时，则比较容易实现从智慧到财富的转化。反之则不然。

        二、 社会交易的公平性

    当智慧资源和物质财富资源之间能够实现公平交易，即能实现自由且自愿的交易时，智慧和财富之间的转化则比较容易实现。当拥有智慧资源或物质财富资源的一方采取任何形式的强制措施进行不公平交易时，智慧和财富之间都不能顺利实现转化。

        三、 智慧的认可度

    一个人的智慧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才可能变成资源进行交换。如果只有极少数人认可，甚至没有人能够理解则根本不可能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历史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反而连性命都难以保全。现实生活中常常也有类似的例子，如某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太超前，以至于所有评审权威都无法理解时，他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这些学生的论文可能本身就论证不充分，属于胡思乱想或疯言疯语一类。从以上角度看来，伯乐比千里马要重要的多，也难得的多。

  不过上述例子毕竟是少数，一般人也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但它也毕竟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事实上真理开始的时候也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四、 交换意愿

    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这样一类人，他就是很喜欢从事理论研究，或者说他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他并不注重拥有财富，而是需要自我实现，这样的人即使非常智慧也不会太富有。正式因为这样才出现了那么多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而并不出名也不富有的人。但是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找了。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来，智慧和财富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要想在它们之间实现自由转化必须对包括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在内的多个因素进行认真研究。

　　一、 人员结构的极大改善

所谓人员结构的极大改善是指对人性的构成进行改善，即 Y 型人的比例极大提高，而 X 型人的比例极大减少，从而使整个管理氛围主要由 Y 型人主宰，少数 X 型人的不当行为受到极大的遏制，进而为文化管理的其他各个方面提供人员素质保障。

　　二、 行为规则的极度软化

在科学管理阶段，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是其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而到了文化管理阶段，表面的硬性行为规范已经不再重要，人门已经把一切科学的管理规范通过长时间的践行而变成了一种习惯深深地烙在了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面，进而转化成了一种道德或良知。这时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应该做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不再需要外在的约束。

　　三、 工作和娱乐界限模糊

到了文化管理阶段，人们行为的动力主要来自个人自身，因此工作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行为也不再具有强制性，从而使工作与娱乐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

　　四、 学习和创新成为主要行为内容

由于人员素质和物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门已经没有太多必要去从事过多的简单劳动，从而人们的普遍追求也主要向个人需求的最高阶段转化，即更多的追求自我实现。这一发展趋势也就必然使学习和创新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内容。

　　当然，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其表现形式总是多种多样的，仅凭以上几个方面肯定无法对我们所向往的文化管理全部描述清楚。

但是所有对的事情并不一定合理。设想一个木桶的所有木板现在都变得一样高，那么每一块木板都可以说“如果没有我，绝对装不满一桶水。”如此一来，究竟哪块最重要呢，其实不管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最终还是取决于每一块木板。

以上问题看起来好象有些比较难以理解，但只要你有一点数学常识就知道，对水桶原理的传统理解只是说明了最短木块对于能装到与之相同高度的水量的必要性，而没有注意到它缺乏充分性。

明白了以上水桶原理的新涵义，管理者便可以轻易说服那些热中于高呼“如果没有我，事情将会……”的人了。当然 , 对水桶原理新的理解并不能否认某些因素对整体的作用要大于其他因素或存在其特定的作用 .

1.    政治强调通过对既定利益的分割来实现个体相对利益最大化，而管理强调通过共同创造利益实现整体绝对利益最大化；

2.    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敌对斗争关系，而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合作共赢关系；

3.    政治博弈手段主要体现为对潜规则的应用，而管理博弈手段主要体现为对显规则的应用。

由于管理和政治存在以上三方面的根本区别，所以为了更好的实现管理目标，管理过程中不应使用政治规则。这一点或许就是目前国有企业在管理上的根本症结所在。